作者：伍松乔

    中国胜地，能够跻身《世界遗产名录》的，现有28处，获得文化与自然双重世界遗产殊荣的，仅仅4处，福建西北的武夷山，便在其中。 
　　总面积999平方公里的偌大武夷遗产地，举步芬芳，举目沧桑，叫人不知如何着眼，从何说起。 
　　好在有九曲溪天造地设。由西部森林发源，穿中部山地，向东部平畴，曲折萦回、9道弯曲的九曲溪，全无污染的碧水串起两岸披绿显赤的丹山（那丹山又是巧合得很的36奇峰99座岩），串起两岸扑面而来的历代文化遗存、至今鲜活的人文大观。 
　　漂九曲而窥武夷，不亦乐乎！更何况一叶竹筏，有800年前的武夷山人、一代理学大师朱熹为我们指点江山、把航导游。 
　　武夷山的景点之多，出乎想象，景区管委会编的一本导游手册《武夷山之旅》，近300页，归纳为13大类，也还未曾一网打尽。一般游人，匆匆来去，难免挂一漏万，而所有人都漏不掉、忘不了，必定要去的，便是九曲溪。 
　　游九曲溪也不容易。虽然是乘坐竹筏，顺水蜿蜒，但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漂程中，“一溪贯群山，两岸列仙岫”，36峰，99岩，雄秀交错，动静相济，奇幻迭出，叫人上仰下俯，左顾右盼，一副身心真不够用。 
　　九曲大餐，雅俗共赏，尽可按自家的喜好下箸。我对如狮似虎、像牛像蛙之类的状物景观及其传说不敢恭维，坐在筏中竹椅，展开朱熹的《九曲棹歌》，按诗索骥，由骥索诗，既见山水神韵，又睹大师风采，深感不虚此漂。 
　　山水留句，国之一粹，名胜名人，从来相辅相成。但像朱熹，将九曲溪一曲二曲三曲地逐段写来，全景长卷，宏观中观微观，且又“焦点访谈”，于写实中揉进自家的评说感叹，这样的题咏，实在少见。倘若加上整个景区他的其它诗文、手迹，真是为武夷山打了个穿越时空的黄金大广告。 
与朱共漂吧。 
　　朱熹800年前漂游的水路与如今刚好相反，是逆流而上的，因此，他的《九曲棹歌》用来导游也需要倒过来读，从《九曲》开始，直至《一曲》。九曲上游的星村，即《九曲》中的“豁然”“平川”，“别有天”的“桃源”之地，建有3个码头，筏工竹篙轻点，即入山川图画。 
　　朱熹九曲我来游。从《九曲棹歌》探寻这位哲人的视线与足迹，进而揣摩彼时彼地他的心态，是件饶有意味的事。 
　　朱熹作为“三代下的孔子”、理学集大成者、古代新儒学的领袖人物，他的朱子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700年间的钦定官方正统思想理论，显赫了700多年。这位身后变神入圣的人物，20世纪连同祖师孔子一道，接连遭到抨击，直至“文革”炮轰火烧揭老底，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别以为“大批判”没有威慑力，我在朱熹纪念馆买到的一厚本《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已是九十年代伊始，不少学者要为朱熹评功摆好都还扭扭捏捏的，得用好大精力来为学术之外的朱氏“私生活”一类“污点”辩诬。天上地下也罢，神鬼也罢，偶像的朱熹与漫画的朱熹始终与道学或“伪道学”紧紧联在一起。 
　　可作为人本身的朱熹呢？不在庙馆祠堂不在大字报而在九曲溪上漂游的他，吟出《九曲棹歌》的这个大活人，别是一番景象。 
　　这景象还不只一番呢。 
　　你瞧，朱熹从一曲“上钓船”，一路看“峰影蘸晴川”、“千岩万壑锁翠烟”，赏“岩花”，穿“云气”，绕“苍屏”，“上碧滩”。绝佳的景色忍不住“回看”，隔夜“峰头雨”凭添的“飞泉”让他喜不自禁……真个沉浸在九曲了。研究朱熹的论著数不胜数，似乎还没有人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着眼。《九曲棹歌》提供了一个人与自然相处、所谓天人合一的上好标本，千载依旧的九曲风貌至今让我们与当年朱熹一般为之怦然心动。 
　　千万年的九曲奇迹般的未曾污染，朱熹舟下的溪水流到今人的身边一样的清浅见底。“半亩方塘”的清渠水便让朱熹高兴过，一溪九曲的“活水”还用说吗。在清浅的浸润中，深奥的朱夫子也质朴平易起来，五曲晚对峰前溪中岩石上的数处天然岩穴，朱熹常与学友、生徒来此就石煮茶论学，刻在石上的朱熹题字便近乎直白，名曰“茶灶”，全无微言大义。而整个《九曲》诗，采用了“棹歌”这样舟子渔夫所唱的纯然的民间歌谣体，也与此间山水不无关系。六曲响声岩下，空谷传声，游人的欢笑呼喊，会有回音起伏，朱熹至此，忘情山水，放声唱上一曲自家的《棹歌》，不会没有可能吧？ 
　　朱熹在九曲天地中似乎还成了一个科学家，山川风物，他不仅乐其然，还要探其所以然。深藏于三曲小藏峰的数具架壑船棺深深吸引着游客，自然也逃不过朱熹的目光。万仞绝壁之上，虹桥板交错架设在岩隙间，托起了悠悠千古船棺之谜。《三曲》专写船棺，发出了“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的人生哲思，朱熹还在《武夷山图序》中对广为流传的“仙人遗蜕”一说，加以批驳，认为这不过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棺木，其人善舟，死后把棺材做成船型，藏于悬崖。朱熹的船棺说，露出了朱氏思想体系庞大冰山的另一角，在朱子“百科全书”中，“即物穷理”明明白白地包含了重视自然科学的一面（《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等国外学者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尊崇），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取舍、加工中，他的“物之理”被淹没于“人之理”，这是朱学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