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武夷剧派

作者：郭启宏

飞机甫降，一脚踏上八闽大地，手机即收到福建电信热烈欢迎的短信。是一首谣谚：“八山一水一分田，榕城的橄榄莆仙的戏，厦门的鼓浪泉州的粽，闽西的八干武夷的山，宁德的太姥漳州的柚。”我努力揣摩闽南方言的韵脚，好半天不得要领；我怀疑这谣谚断了尾巴，福建的名产多多，比如各色名茶，为什么不列举？忽然，“莆仙的戏”四个字让我生出一番感想，把戏当作本省瑰宝，张而扬之，在全国似乎仅此一家！

武夷好山水，山有精灵水有神！据说郭沫若当年说过一句引来众议的话：“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及武夷一小丘。”依我看，桂林人大可不必较真，文学本来允许夸张。果若较真起来，孰能“甲天下”？阳朔就一定胜过泰岱匡庐？漓江就一定胜过黄河长江？中国人喜好“比”，比来比去，时有“不类”，忘了尺短寸长。我之仰慕武夷，更有一段缘山水而来的闽越古文化情结。只一座越王台，便令人遐想万千！看芳草侵阶，萋萋的青苍掩映着不愿偏安的霸业；饮一瓢古井水，历史的甘霖沛然而降，这里是中国的“庞贝”！

福建艺术研究所的马建华是莆田人，他知道我们潮州人大多来自莆田，便问我潮州话里“桌”是否叫做“床”，我说“是”，他很高兴，说莆田话原本就叫做“床”！恰好我对“床”字有过一番考证。“床”在古汉语里其释义除“坐卧之用具”外，还有“井上围栏”之义（古乐府《淮南王篇》有“后园凿井银作床”可为证，李白《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的“床”似也应作此解），还可以指称“安置器物之架”，如笔架、琴架之属，“桌”也可以“安置器物”的，何妨称“床”？“桌”出现较晚，至少晚于“几”、“案”，《正字通》云，“俗呼几案曰桌”。因此，比中州地区保存更多古汉语的闽越莆田和粤东潮州，称“桌”为“床”，称“床”为“眠床”，正是古文化的灵光一现。由方言而戏剧，有着古文化积淀的武夷剧派让人们看到贯通古今的戏剧奇观，这就是：在福建出色的戏剧作品中，即使最现实的题材，也会很自然地趋向最深邃的历史的思考。

王仁杰的作品可为例。《董生与李氏》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好作品，无论读文本，还是看演出，我没有梗阻地认定那是古代题材，同时又觉得颇具现实感，我甚至自作解人，古今原本有着惊人的相似。后来，听仁杰兄介绍，才知道那是改编自当代作家尤凤伟的小说《乌鸦》。我着实震惊了一下：把现实题材改造为古代故事，偏又透露出现代气息，一个当代剧作家，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断断不能这般游刃有余！朋友们谑称王仁杰有“寡妇情结”，擅为“寡妇剧”，《节妇吟》、《董生与李氏》、《琵琶行》……一个个美丽的寡妇或准寡妇，无不生动、细腻而感人！江苏《艺术百家》上有一篇文章《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谈及“爱写女人的男人”，并开列作者名单。可惜限于眼界，名单虽云一串，究竟“挂一漏万”，就中居然没有王仁杰！其实，缘于生活本身，也缘于文艺的特点，作家笔下有男有女，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戏曲向来有“一窝旦吃饱饭”的谚语，哪个戏曲作家笔下无女人？至若对女性心理的刻画，那倒是高低不同、文野有别，而王仁杰的“寡妇剧”，偏偏于此胜人一筹！

我与武夷剧派交往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周长赋的《秋风辞》晋京演出，引起了轰动，我自告奋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捧场”的长文——《追寻历史的沉积物——看莆仙戏<秋风辞>》。那时我和周兄只是座谈会上匆匆一面，并无“杯酒交欢”，我也无心吃评论饭。许多年过去了，一面交成了老朋友，我发现这哥们永远一副娃娃脸，敢情不老，莫非成精？他的大作一部接一部，源源不断，听说近期官阶也荣升了。同王仁杰一样，周长赋也是武夷剧派的中坚。

武夷剧派原有社团，叫武夷剧社，社长郑怀兴。说不清哪个环节阴差阳错，我与怀兴相互闻名很早，而实际相知则很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最看重的戏曲作品是郑怀兴的《新亭泪》，我只看过剧本，没有看过演出，因为太过看重剧本，我甚至不想看演出，我担心舞台呈现不及我的想像精彩——或许因此，我被论家称作“案头剧”的始作俑者，这自然有些误解——那个时期，我在总结我的戏剧理论，提出我的戏剧主张，这就是所谓“传神史剧”，选择实例时候，我不便公然标榜自己的代表作《南唐遗事》，而“拿来”郑怀兴的《新亭泪》。让我引为同调的是《新亭泪》和我的《南唐遗事》一样，都是隐蔽了倾向性的新编历史剧。创作思想上多年的神交终于迎来实际交往中一旦的兴会。在宁波的一次会议上，怀兴和我恰好共住一室，无意间谈起出身、历史和际遇，进而谈起文学、戏剧和哲学，兴奋之际更谈起“子不语”的怪、力、乱、神，十分投机，怀兴打破了惯常的作息规律，我也夜半披衣欣然前席，自觉着性情中人，遂订交引为知己。

往来闽京的次数多了，认识的朋友也众，那都是闽越文化嫡传的精英！冰雪聪明的诗人、散文家舒婷，诗书双绝的“场外指导”秦岭雪，博学卓识的同门师弟郑尚宪，豪爽倜傥的“浪子班头”王景贤……武夷剧派少不了一位理论家、评论权威，于是，我认识了王评章。王家老爷子当年可真有远见，瞧人家这名字起的！“王”者，威权自重者也，“评”者，月旦之谓也，“章”者，艺文之称也。王评章手里握有一杆大秤，时时称着武夷的份量！

从对单个人的欣赏，到对群体的认同，我由衷地赞叹：好一个武夷剧派！我无意在此阐释武夷剧派的定义，无意论述武夷剧派的成因以及武夷剧派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作为戏剧界的同行，令我感奋的是这一群体的文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多少年来武夷剧派的活动不曾长久地停歇，并非福建人钱多得没处花，而是他们于艺术创造上形成一种理解的默契。我曾与友人谈论过，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理解的默契能够形成气候、且造就辉煌成果，大致有三次半：一次春秋，二次魏晋，三次盛唐，还有半次是“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武夷剧派一直在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小气候”。今秋武夷山笔会，王仁杰和王评章因着周长赋是莆田人，同他开玩笑，引经据典论说莆田人是如此这般成了元人的后代；按说莆田人历史上曾经以登科进士之多冠全省的，孰料周长赋竭力反驳仍处劣势，引得一座喷饭。武夷大腕多是一方诸侯，散淡若此，不亦宜乎！

我赞叹武夷剧派，并不止于二三子相对的谦让，或者松散的结盟；令我信服的更有基于理解之上的那份距离感，这也许尤为重要。我认为，即使同一流派，保持距离肯定要比泯灭界限好！距离可以产生美感，而混同必然招来宵小，试看纵横家，出于利害关系，无不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武夷剧派衮衮诸公似乎明白此中堂奥，他们各自保持艺术个性，各自发展个人风格，这是十分聪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认为，人在社会群体中生存，立身处世无妨求同存异；人在艺术创造中发展，开门衍派又必须避同立异！对，避同立异！只有避同立异，才能造就个人，同时成功群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怀机心，各逞才华，谁也替代不了谁，这才叫“百家争鸣”！丕和植，李与杜，孰优孰劣，人们喋喋不休，盈篇累牍的文字不如韩愈的两句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讴歌诗仙诗圣的。君不见黄山七十二峰，峰峰奇崛而迥异，唯其如此，方显出黄山的巍峨壮观。

我为武夷剧派叫好，只因我对戏剧仍然抱有希望。
摘自广东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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