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夷 怀 古

                            钟 山

武夷的碧水丹山以及厚重的人文历史沉淀使我顿悟了“天人合一”，我以一种朝觐般的心情记录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      

是年五月，莺飞草长，天气温和宜人，已有几分入夏的意味。听说朱熹故里武夷山已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名录，一时名声大噪。于是，三五相好，打点行装，相约东游武夷，访古探悠。

其时，一行从十堰出发，跨长江，过庐山，穿越江西全境，火车于次日凌晨四时多方才到达福建邵武车站。虽然旅途劳顿，可大家的兴致依然很高，一路谈笑，出得站台。此地距武夷山还有100多公里，须驱车前往。

五月南方的天气与我们的家乡并无二致，只是空气中多了一些潮湿的味道，这是大海的味道吗？我知道，此地距海边已是不足一天的路程。

车站广场并不大，周围的楼房、街道也不高大宽阔，广场边几根挺立的路灯光晕黯淡，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大家乘座一辆丰田面包在黎明前到达了闽北名城—建阳市区，准备在此休整一日，次日再访武夷。

   潮湿多雨是亚热带的气候的典型特征，这种感觉随时推移愈来愈真切。天空总是阴晴不定，不时地飘来一阵雨，虽是初夏天气，可全身总是整日汗乎乎的，甚是不爽。

二、      

 

这种难以适应的潮湿感觉直到踏上武夷景区时仍然如影相随，使得我对于武夷所有的憧憬与向往变得淡然起来。

这个季节正是武夷旅游的旺季，进入景区的路上塞满了形形色色同我们一样想要一睹武夷真面目的游客。大家看来兴致都很高，相互交替的目光中无不透露着惊叹与满足。而我却是其中特别的一个，这都是因了那该死的潮湿感觉。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较大的景点就是天游峰。来时路上听人讲过“不上天游，等于白游”，足可见天游峰的口碑。天游峰确是神奇，平地上猛地突兀起一块体形奇大的巨石，巨石的一面似斧砍般宽阔平光，与地面几乎形成一个直角，因而得名曰“晒布岩”。晒布岩脚下，九曲溪蜿蜒而又平静地流过。

天游峰并不高，海拔仅400余米，但是借了它那独特的巨石形状，登山的阶梯小道曲折而又陡峻，又有一道瀑布如珠帘般自山顶倾泻而下，为它平添了几分奇险的情趣。

由于登天游的游客过多，登山的路口显得十分拥挤。我擦了擦汗，抖抖衣服，随着人潮，“挤”上了天游峰。

天游峰顶建有天游观，已有千年历史。峰顶之上，武夷的青山秀水尽收眼底。九曲溪蜿蜿蜒蜒，鬼斧般将群山深深地切割开来，沿溪边两岸自高而低依次排列着三仰峰、大王峰、玉女峰、、隐屏峰、接笋峰、天壶峰、双乳峰、骆驼峰等山峰，依稀可见几处道观、庙宇屋舍点缀期间，勾勒出整个武夷景区的大致面貌。从此向四周放眼望去，万千峰峦凝紫叠翠，古木相间，翠竹掩映，气势恢宏。更绝的是那些光怪陆离的奇峰怪石，各具形状，有的孤柱傲立，有的绵延起伏，有的象大鹏展翅，有的象虎跃龙腾，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此处还可远观悬棺遗址。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悬棺是我国古时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墓葬习俗，悬棺的时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清，据称台湾高山族的耶美人至今仍在实行这一很特别的墓葬方式。武夷地区的悬棺（驾壑船棺）可考证最早的年代是白岩洞的一处商代的悬棺，踞今已有3450年的历史。有悬棺的地方必定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此地的悬棺形成于闽越时期，武夷地区是古老的闽越人的乐园。

天游峰一游，确实不虚此行，因了这些收获与发现，原先对武夷的那分憧憬与向往已渐渐浓烈起来，脚步亦随之轻快起来——

武夷山得名于一个美丽的神话，相传唐尧时代的长寿老翁彭祖菇芝饮瀑，隐于此山，生有二子，长曰「武」，次曰「夷」，二人开山挖河，疏干洪水，后人为纪念他们，就把此山称为「武夷山」。武夷山人乐于向远来的客人传诵这个神奇的传说，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而真正的渊源倒无人考究。

武夷山的传说固然神奇，但是，她那浑然天成的山水除了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外，其主要功劳还是与当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分不开的。

丹霞地貌的形成始于第三纪晚期的喜马拉雅的造地运动，特殊的地质作用使巨厚红色砂、砾岩层中的石块呈垂直节理发育，在其他如水流等物的辅助下，逐渐形成众多的堡状残峰、石墙或石柱等地貌。“晒布岩”就是这种地质地貌的杰作之一。当然，作为中国丹霞地貌的典型集中地区，武夷山还有许许多多景色瑰丽气势磅礴的奇峰秀水，再加上武夷山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稳定在17.9°，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也在8°左右，而且湿度很大，非常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这些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使得武夷山森林植被保存完整，生物资源丰富，珍稀种类繁多，目前已成为我国东南大陆现存面积最大、保留最为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这些天造地设的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使武夷山既有醇厚古朴的原始大森林风貌，又有造化神奇的俏丽英姿，确为融雄浑、古朴、隽秀于一体的一方净土，难怪其独享「奇秀甲东南」之美誉。

三、   

 

九曲溪是武夷景区的一处著名景点，俗话说“有山有水方成景”，是潺潺流淌的九曲溪水让武夷的叠嶂峰峦变得生动起来，形成一道九曲清流绕青峰的美妙景观。

近代文化大师郭沫若对九曲溪有着独到的描绘。1962年，他在游览武夷风光时，曾留有《游武夷山泛舟九曲》一诗，诗中吟道 “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

当天下午，我们购买了游票，准备乘坐竹排，亲历九曲溪的迷人风光。

据说，来武夷山的人，必定要坐一坐竹排。九曲溪水既清冽又平稳，河面较为宽阔，顺流而下，两岸山沿水立，水随山转，山光水色，交相辉映，三十六峰、九十九岩，武夷山的主要景观之精华可以一览无馀。「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溪曲三三水，山环六六峰」，「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便是对此的真实写照，因此竹排漂流成了武夷山旅游的一大特色项目，游客们趋之若骛也就不足为怪了。

竹排漂流的码头上挤满了手拿船票在此等候空排的游人。虽然天上正飘着小雨，但大家似乎并不在意，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上游的方向，排队等到竹排的人欣喜若狂，一阵慌乱后，上得竹排，随溪水远去。

不多时，我们也等来了竹排，开始了漂流。不知何时，河面上飘起了一层薄薄的轻雾。正是下午时光，因是阴天，天空不太亮也不过于黯淡，远处，峰峦林立，水天一色，一切都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幻化出一个奇妙的人间仙境。

排上的艄公非常热情，给我们当起了义务导游，每到一处景点，便耐心地向我们讲解。终究是业余导游，他们的故事大多是无从考证的神话传说，有一些还明显地经过了加工，注入了他们自己的朴素观点，如在玉女峰前他说，现在的玉女已经下海作三陪了，听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倒也轻松开心。

不经意间，竹筏已连续飘过了玉女峰、、铁板嶂、会仙岩、升日峰等景点，在船棺遗址前，我默默地引颈仰视，希望还能够感受到一点古人下葬前那个庄重肃穆的祈祷仪式的余味，感受到古人们那些取之于自然而又融合于自然的超凡智慧。

排过平林渡口时，可清晰地看到古时的码头依然保存完好，一副庄重古朴的模样。渡口处的一块岩石上题满了各个时期文人墨客的手迹。据史书载，武夷地区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处重要所在，仅名留青史，有据可察的文人学者就达七八位之多。宋朝的朱熹、柳永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武夷山确为藏龙卧虎之地，来此求学交流的人固然不少，平林渡口处那人声鼎沸的繁忙景象好象就在眼前……

遐想沉思中，竹筏仍在溪面上平静地飘着，艄公在安详地来回调整着方向。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召唤，蓦然回首，一副硕大的石刻霍然展现，迎面四个大字“逝者如斯”，笔力沉郁雄浑，透出一种穿越时空的遒劲。我知道，这是朱熹老先生的手迹，语出孔子。生命如流水，逝去不再返，朱夫子与孔夫子发着相同命题的感叹！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这四个大字上，“逝者如斯”不过是对时光易逝的一种感叹，也许，朱熹老先生在无数次驻足溪边，又无数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又无数次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之后，逐渐上升为一种哲学的思考，上升为一种对生命轮回的深刻理解。于是朱熹就在溪边的岩石上留下了这四字，就象留下了一个破解宇宙万物的密码，永远镌刻在这溪边岩石上，而九曲溪承载传继了这一切，启迪后人珍惜时光，热爱生活，奋然前行，而不要无端地浪费生命。

古老的九曲溪就这样平静地流淌了许多年，它还将这样继续平静地流淌下去，因为人们关于宇宙和生命的思考从来没有休歇过。

四、   

 

这石刻就象一双眼睛，虽然竹筏已轻轻漂远，但我依然与他对视。他的目光有时竟如一道电光火闪，有时却又温柔慈祥，他，要向我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暗示呢？

凝神中，我依稀看到了千年之前的那个下午，一样的水光天色，一样的万籁具寂，一位智者静静地伫立在九曲溪边，渐渐地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一个个深奥的哲思如泉水般汩汩而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里程碑似的人物，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从此名扬千古。是武夷的灵山圣水哺乳了他，也哺乳着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那个重要的时期。

朱熹在武夷山整整生活了42年，这里至今还留有他的住所和书院的遗址，近年又建成了他的纪念馆。但是，武夷山并不是他的第一故乡，他的第一故乡在今天的江西婺源。他14岁时丧父，遵父嘱携其母亲迁往了武夷山地区，并且在宋高宗十八年(1148)中了进士。他父亲朱松也为进士，且与李侗同学于罗从彦之门。至于其父朱松为何要让他迁往武夷山，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片山水才能够诞生出最高深的学问，从而让朱熹完成他未竟之志，修成正果。

事实上朱熹把他的一生都潜心在儒学的发扬广大上，使儒学完成了从经学到理学的变化，建立起了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最初，朱熹曾寄宿于其父亲好友刘子羽的家中，跟随当时的两位学者胡原仲和刘彦冲学习，胡、刘好佛，因此小小的朱熹也常出入于佛道。但在其31岁时正式拜师于其父朱松的同学，后又成为程颐三传弟子的李侗门下后，逐渐发现了佛、道之学的破绽，于是开始专心于儒学。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学的宗师和奠基人，他的理论一直处于后人的不断发展和补充当中。儒学在北宋时代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新理学的提出。新理学经过周敦颐、张载以及河南的程颐、程颢等人的努力后已基本成型，思想体系基本构成，主要概念已基本提出。然而真正将理学构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并真正使儒学发生重大转折的，还要数南宋时期朱熹思想体系的建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对儒学的突出贡献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总结和综合；正是由于他的总结与综合，才使得儒学真正完成从经学到理学的转变，理学的思想体系也才真正建立起来。

朱熹的求学之路是坎坷的，能够成就学业，达到如此高的精神境界，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不懈追求。

宋高宗十八年(1148)24岁时朱熹中了进士。中进士之后，他被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其间政绩卓著，颇得赏识。公务之余，他专心于《四书》、《五经》的解读与注释，往往有存疑之处，便不惜徒步数百里前往延平向父亲的同学加好友李侗请教，这之后他才正式拜李为师，成为了二程的四传弟子。师徒二人往来论学之书信，后编为《延平答问》一卷，流传于世，遂为佳话。

二十八岁时，朱熹罢官归乡。此后渐以讲学为业，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此书一度成为了学子们的参考用书，是阅读《五经》之必要的阶梯，对后世儒学影响极大。淳熙二年(1175)，应吕祖谦之约，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讲论治学之方。此会不仅是朱熹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是理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此之前，朱陆的思想分歧已相当明显。吕祖谦的本意是要调合朱陆，不料在此会上双方依然各持已见。二陆攻击朱熹为学失之支离破碎，而朱熹钟情的以传注为基本特色的支离事业必然"陆沉"。对此朱熹当然表示不满，他素来主张先博览然后归之于约，以为二陆的学问失之太简约。此次争论的结果不了了之。

三年后，年四十九且辞官已达二十余年的朱熹任了今江西星子县的知县，便修复了境内庐山上的白鹿洞书院，并亲定书院学规。淳熙九年(1182)，朱熹又与当时浙东的一位学者陈亮相互拜访。陈亮力主性理之说，以为自然万物及人情日常活动是字宙的实际内容，因此"道"只能存在于人事与万物之中，而不可能脱离万事万物独立存在。对此，朱熹多有批评，然因出于理学家的偏见，其理论并未使陈亮折服。几乎与陈亮辩论的同时，朱熹又与陆九渊展开了一次关于太极无极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当时，朱熹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其学说亦影响日益深远，故而遭到一些人的忌恨，一度被指为伪学、逆党之罪名，被朝廷落职罢官。后死于武夷山的家中，享年七十一，那是宋庆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

 通观朱熹的学术经历，也不难明了其学术的基本特色。陆九渊、陈亮等人对其学术的批评，不论是否有足够的理由，但他们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据此再看朱熹的学术特征，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他格外重视儒家经典的文本整理和义理化的解释。其基本方法是将义理之学与章句训话之学相结合。

在文本的整理方面，朱熹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著作极多，大凡儒家的基本经典差不多了都经过他的整理，《诗》有《诗集传》，《易》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周易参同契考异》，《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于《春秋》，有《资治通鉴纲目》；《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等。其他如宋代理学的基本史料，似乎也由朱熹最先整理。最为突出的是他的《四书集注》，体大思精，影响深远，为此后几百年的官方指定课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并上升到五经之先的地位。

 朱熹的经学成就是巨大的，其方法也固有可取之处，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但就其思想体系的建构来说，被公认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庞大的思想体系。

朱熹确实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其价值在于总结先前儒家学者的思想贡献，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一系列问题，精辟地作出了关于理气、太极、关于心性、关于修养、天理与人欲之辨等方面的解释；从而使儒学真正摆脱几百年来佛教与道教的冲击，重新恢复了权威和信心；故而能成为此后几百年的官方学说。

  不过，在朱熹的生前，其学其说并不被世人尤其是官方所看重，其人也曾被列为伪学罪首，被编入"伪学逆党籍"。只是在他死了之后，其学术地位才逐步得到提升。至元代而下至明清，朱熹学说逐渐成为官方学说，受到当朝政权的高度重视，并在十三世纪以后流传到海外，在日本、朝鲜等地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自宋朝以后，由于朱熹的学说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所以各朝个代逐渐地把朱熹之学巩固起来，作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政治文化专制的理论根据，成为支撑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另外，它又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这也是朱熹的悲哀之处，直到今天，朱熹的是非功过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他的学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整个民族的精神体系，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影响深远的。

   在朱熹生前，讲友很多。 提到讲友，就又要提到当时盛行的“讲会”制度以及朱熹直接或间接参与建立起来的众多书院，其中最著名的有武夷山现存的考亭书院和紫阳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以及长沙的岳麓书院，他长期在几所书院中巡回讲学论辩，桃李满天下，至今这些地方仍留有他的大量遗迹。在其众多讲友中，首推张栻和吕祖谦，连朱熹在内，时人号称"东南三贤"，或曰"乾淳三先生"。他们之间相互辩论问难，颇为相得。也正是在这种论争中，他们各自的理论得到了升华。

朱熹宣扬理是伦理道德的准则，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三纲五常等等，其本人也十分注重自身的修养。确实，在武夷的碧水丹山间，任何心灵的污点都会被荡涤一清。朱熹有一篇家训幸存于世，现摘引一二，以供瞻仰。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朱熹是一座山，是一条河，是一个我们永远难以读懂的迷；他的思想播撒于整个东方，他的一生处处闪耀着民族的智慧光芒；他的存在使得这武夷的碧水丹山变得灵性起来，耸立在中华民族时空坐标中一个特殊的焦点上……

五、   

 

游完九曲溪，趁天色未晚，我们参观了终点码头处的一条小街，它的名字已经模糊了。进了小街不远，一处别样的建筑立于路边，这里是“武夷山博物馆”。馆内规模不大，但是，它的一处交互式电脑游客咨询器引起了我的注意，屏幕上，有关于武夷山人文地理等各种信息的菜单，只需一个点击，游客就会获得许许多多丰富的知识，一些疑问也可无须开口便迎刃而解。我不由得佩服管理者的智慧，武夷山能够常年游客如织，正是因为这里高水平的旅游管理。

离此处不远，修有一座柳永纪念馆。馆前，有一尊柳永石像，柳永正安然闲步，目光中透出一种孤傲。

柳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也是这武夷的灵山圣水哺乳出了他那超人的才思与不凡的气质。

柳永，北宋词人，原名柳三变，逝世于1053年，比朱熹早一个朝代。至今，留在后人印象中的他仍是一个自命不凡、风流倜傥而又终生落魄不得志的一代才子。柳永对于宋词发展的贡献虽不至于宗师地位，但是任何人提及宋词时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他的那首雨霖铃几成千古绝唱，曾经使我个人转变了对宋词的看法，继而对中国文学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再读仍感觉其言辞间离情凄切，呼之欲出，用词练达，声色双绘，达到了文字组合的最高境界，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宋人陈振孙评点柳永时说“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当为公正评价。

柳永自幼熟读经书，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但是在科举考试中他却两次名落孙山。依柳永恃才傲物的秉性，两次失意，自然脸面尽失；于是，他又满腹牢骚地写下了一首气宇轩昂的《鹤冲天》，其中有“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等词句，字里行间无处不是看破红尘、傲然于世的铮铮铁言。这首词因风格独特、用词胆大而颇得当时年轻人的喜欢，最后竟然传到了当朝仁宗皇帝的耳中，皇帝不悦，对此耿耿于怀，柳永又是屡试不中。此前柳永仍用原名柳三变，就是在这之后他才不得已改名柳永，终于中了一个景佑元年（1034）的进士。之后，他作过屯田员外郎、余杭令，也作过昌国州晓峰盐场大使，监督制盐， 因此深知贫民百姓生活的艰难，对下层群众怀有同情之心。

但是，由于风流成性，再加上体恤平民，柳永在官场上并不一帆风顺，屡屡受到当朝宰相宴殊等人的打压。宴殊本人也善作词，这也正是他认为柳永的词不登大雅之堂，从而怀疑他人品的原因之一。文人相轻，竟然糅进了权势的恶臭。

    看来，在仕途上已无多大希望了，从此他便深入到市井之中，所结交者不外乎歌妓舞女，贩夫走卒。柳永既没有消沉，也没有失志，他似乎在歌楼妓馆找回了他的一切。柳永那个时代正是北宋开国不久，天下太平，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巨人，柳永顺应潮流，投身于平民流行文化，恰似干苗逢到了及时雨，柳永的才华在这里分毫毕露。

当时，柳永的词流传很广，他还常借皇帝的话自我解嘲："我是奉旨填词。"他真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寒酸落魄的生活不但没有使他屈服，反而给了他无穷的灵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柳永在词上的造诣，在于他对词反映社会生活题材的开拓绝不亚于中国词坛上任何一位名家高手。他开创式地把市井生活、市民语言、白话引入到词中，从而使词成为小市民们自己的词，而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风雅之士。柳永词的人民性是不朽的！

其实，当初柳永仕途遭创而堕于市井之时，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在几个世纪以后，会在中国文学史上抢着了一个摊位，这也许正是造化的伟力。柳永选择了仕途，命运却把他驱赶到市井之中；柳永委身于街头巷陌，命运却让他在凡夫俗子中脱颖而出；柳永幻想着一个寝食无忧的世界，命运却给了将他抛进了颠沛流离的现实。这种矛盾的斗争，让柳永近乎于完美地成就了一生的事业。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许多文人学士一方面总也走不出“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桎梏，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在摆脱了名缰利场的羁绊，排除了功名利禄的干扰之后才达到了个人成就的最高峰。朱熹也莫过如此。这是不是中华文化的一点遗憾呢？

 

                                                                                                                                                                               六、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这是无数历史学者对武夷山人文价值的精确定位。畅游其间，有如逶迤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虽极力观览，却仍然无法完全领略其博大胸襟和所有的空灵悠远。

“天人合一”，是缔造中国千古灿烂文化的精神指南，也是中国无数文人学者之士的治学原则。它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一无二，也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卓尔不群与超凡脱俗。

走进武夷，如同接受了一次生命的洗礼与灵魂的升华，这就是我虽已远离你多时，却又常常魂牵梦萦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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